荒野上

　　据说有些买别墅的房奴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在外打拼，累到几乎猝死；而他们雇请的保姆（前朝称为仆人）则每天无所事事地呆在别墅里磕着瓜子看电视。
　　由此可见，本朝胜过前朝的一个地方就是：仆人翻身得解放了，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优越的。
　　以上是私仆。
　　私仆尚且如此，公仆岂能落后。
　　所以，在我出生的那个县的县城（当然，现在已经改成县级市了），作为公仆的政府官员，自然更有理由让自己住上别墅。
　　于是，市人大常委会行动起来了，市各个局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城市边缘圈了一块块地，扒掉了原住民的烂房子，占掉了原住民的糟土地，变废为宝，盖起了别墅。
　　原住民拿着微薄的拆迁款，原本就没有家底的穷人家再也买不起房子了，于是在别墅不远处，搭草棚而居；失去了土地吃不上饭了，捡垃圾度日。
　　至少有两家电视台、一家中央级报纸报道过此事。
　　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住草棚的还是住草棚，住别墅的还是住别墅，没有任何人因此而失去职位。
　　所以，我对于所谓舆论的力量，是甚表怀疑的。
　　周久耕局长被扳倒，判了11年，网友把功劳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此事是网络监督的里程碑，我对此更是怀疑。
　　正如某地政府出国考察的高额报价单被曝光，一批官员被处分；某地政府出国考察的视频被曝光，一批官员又被处分。网友也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追问这样的视频和报价单为何被曝光？据说是因为这些东西被正义的网友捡到，捅到了网上。
　　哇！
　　不过，既然3.6亿都被人中了，以上情形倒也并非不可能。但正如我从来都不能停止对3.6亿真实性的怀疑一样，我只能对此送上“神奇”二字。我宁愿相信，那些倒霉的官员，其实是被他们的政敌扳倒的。（给《上海壹周》）

　　这回在山里呆得有点漫长了，刘洛伊如果再大一岁，必定会不满意。
　　食神的博客还是我走之前的《一闷棍》，我虽然同情她这一棍挨得有点久，但又令我觉得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大家都无改变。这是我对于世界最不满意之处，甚为失望。我最希望大家都失忆，至少我的所有债主都失忆，至少我的所有债主都对于我的债务部分失忆。
　　食神不是我的债主，因为每当我希望她成为我的债主的时候，别人却正在成为她的债主。所以我要她帮我去搞花样滑之票。假如我带上雷老、王老、陈老去纵贯一下，想必问题不大，我们加起来也接近200岁啦。
　　想起来，我现在能够忍受的比赛，也就世界杯、欧冠决赛、花样滑冰，以及最好大家都失手的举重了。去年奥运的举重因为最滑稽，我最爱看。

　　我在山里也失去了语言，觉得一切言语都属多余。当然在山里只有诺哥不会觉得我失去了语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互取绰号。我给他取名“刘小坏”，他给我取“刘大爸爸小坏”；我给他取“刘小脏”，他给我取“刘大爸爸小脏”。有一天早上，刚起床，我叫：“刘小坏。”诺哥忘记反击，说：“我不是刘小坏。”然后哭了。
　　诺哥并不是永远这么没有创造力。他管林小淼叫“大妈妈”，有一天他问起给他喂过饭的林菜花：“小妈妈呢？” 我对此倒是没有意见，就怕大妈妈林小淼不愿意。他管他姑父叫“姑爸爸”，我忘了他管我姐是不是叫“姑妈妈”了。
　　当我接诺哥放学，他叫：“大爸爸。”然后扑过来，那时我还真想你，刘洛伊。

　　回到失去语言。所以，会长，我不只是在你们家才话少。

　　林小淼曾经讲，废话也必要。所以，你和你闺女就听到了。你们此生敬请慢慢忍受吧。

　　1989年，我在长途汽车上看见剪刀党在行动。他们趁人家熟睡如死，就用剪刀帮人家把衣服的口袋剪开，把里面的银子掏出来。他们运用剪刀的手法很有技术含量，并且从容不迫，哪怕有许多人正在偷窥。
　　那时我还只有15岁，并且用钱文忠教授的说法是“手无搏鸡之力”。那时我受见义勇为教育的毒害还很深，一时间脑子进水进得厉害，就撞了一下那位正被剪着口袋的人。那位老兄立刻就醒来，捂住了口袋，然后继续埋头假寐。
　　我应该感谢剪刀党的仁慈，只是威胁了一句“小崽子一会我搞死你”，但是并未将我一刀捅死。我怀疑他那天只带了剪刀，而没有带刀，一个人要是同时带着剪刀和刀才敢出来混江湖，那是一件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呀。

　　1999年，我25岁。一个夜里，我在街边打IC卡电话，看见马路对面，一男子夺过一妇人的手包，撒腿便跑。我大喝一声追了过去，虽然当时正好腰椎间盘突出，但毕竟一直踢踢足球踢前锋，瘦死的兔子比乌龟快，残存的速度还算可以，途中还用假动作晃过一个假装在走路、实际在阻挡我的家伙，越追越近。那人只好把包往路边一扔，趁我一犹豫，就跑掉了。

　　2009年，我35了。京沪高速，我停在济南服务区加油，一个人走过来，说他就在下一个服务区上班，问我能不能顺路把他捎过去。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我已经30几岁。尽管我知道，在我国，在此时，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尽管我也知道，在我国，只有重庆才有黑社会，而且已经被打掉了；只有上海才有人胃痛，而且已经被曝光了。但我觉得我不能再像10年前、20年前那样幼稚，我必须表现出和35岁相应的成熟，我必须判断出对方是不是钩子，所以我很谨慎地问道：你能给我看看工作证吗？

　　2019年，我45岁，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我会有什么改变。但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必定是十年之后，我不认识你你别来烦我，我们已经可以、不顾别人死活地、走在陌生人左右，走过欢乐祥和的街头。大家的眼泪不为别人而流，只为自己而流。

　　从诸多方面来看，我都可以算作一个好公民；虽然领导上并不这么认为。
　　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据说领导上嫌城里人多，号称要在若干年内迁数百万人到外城居住。为了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我定居在了这城市的乡下。虽然开发商的宣传是此地“抵CBD仅15分钟车程”，但我们都知道，那是指胡斌飙车的速度。如果由本人亲自驾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确实能依稀看到CBD的轮廓。有住在真正城里的朋友来寒舍做客之后，由衷地赞叹道：“这是我到过的这城市最远的地方。”
　　领导上又号召要保护环境，尤其是要保护地球的心脏森林。我想印报纸的纸张就是木材造的呀，于是我再也不看报纸了（我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份报纸我也不看，因为约我写稿的老赵不给我寄呀）。为了显示保护森林的决心，我曾经一度考虑上厕所是不是再也不用卫生纸，复古成用竹篾片，后来想到用竹篾片也得砍竹子，只好作罢。
　　领导上为拉动内需，搞家电下乡，所以我买了电视，还是彩电；领导上长期以来都倡导节能，为节约用电，所以，电视我从来不看。
　　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领导上据说爱民如子，忧心如焚。为了替领导上分忧，所以我让自己失业，把就业机会让给别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失业，也不在领导上的失业率统计范围之内。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虽然都在失业，但从来也没有“被失业”过。
　　后来，领导上又认为这城市最大的一个顽疾就是堵车，决定采取限行措施，根据车牌尾数，在工作日轮流限行，违反者悉数都能被电子眼照出来，每次罚款100块。我是最响应领导上号召的那个人，每半个多月才开车进一次城。最近两个月我才进了三次城。
　　我就是这样一个好公民，每当想起来，都忍不住要狠狠赞美自己。
　　但由于我从来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即将进城的时候也看不到任何提示，所以我从来也不知道我的车在7月究竟是周几限行、在8月究竟又是周几限行（后来才知道7月10日之前和7月10日之后限行时间还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失业，我常常搞不清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所以，尽管我这两个月一共才进了三次城，但接到罚单的时候才晓得：噢埋尬噢埋尬，我每次进城，原来都在限行日呀。

　　众所周知，让一个人七窍生烟大致有以下方法：在N年前是看南周；在当下则是混天涯。
　　其实，那些可以令人七窍生烟的事，不管是已经成为云烟的周老虎也好，还是眼看就要成为云烟的欺实马也好，又或者是处女卖淫案也好，再不济就是被就业这样的小事件也好，从技术层面分析，都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假若2029年冯梦龙复生，回头想编一本《四刻拍案惊奇》，在这里恐怕都找不到素材。
　　太一目了然了。
　　这些鸟事之所以能令人七窍生烟，是因为它借助伟大的公权力，在众目之下，在公众智商头上傲然撒尿，常常毫无愧色，往往安然无恙。
　　据说一些野生动物，比如野猪，可以被活活气死。假如我们组织全世界的野猪来围观类似欺实马这样的事件，那将出现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全世界的野猪看着看着，突然间眼球充血，齐刷刷倒地身亡。野猪这种野生动物也进化了N万年，一直生机盎然，绵延不绝，没想到到这一代居然绝种了。
　　你会说野猪还存在哈，还没有灭绝哈。我想大概是这样：要么它们没有参加这次围观，要么，它们有别的路子转移愤怒。
　　在这个年代，恶搞自然是转移愤怒最有效的法子。比如“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随后的恶搞分析起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包括《我不是贾君鹏》这样听起来还算不错的歌的出现。但恶搞本身足以带给大家快乐，化解愤怒，这也就足够了。
　　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大帝李毅，感谢馒头凯歌，感谢太空易，感谢语录韩，感谢小胖，感谢芙蓉，感谢你们这些年带来的纯娱乐；也感谢俯卧撑，感谢打酱油，感谢欺实马，感谢被就业，感谢周老虎，感谢当大家被气极然后被无语之后，被迫往娱乐方向发展而带来的伪娱乐。
　　假如没有这些纯娱乐，尤其是没有这些伪娱乐，我怀疑所有的野猪恐怕早已气死。
　　还好，在这个年代，野猪还没有绝种，并且看样子还将绵延不绝，愉悦不堪。（还是给《上海壹周》的）

　　现在我对着电脑，外面是夜，我觉得我有话要讲，但不知该说什么。假如我还可以出门去买几份报纸，是因为我急需他们来填充纸箱子。
　　所以我很中意《新京报》和《精品购物指南》。
　　可是《新京报》没有他们刚创刊时候那么厚了，这不好。我怀念他们动不动150几个版的时候。
　　而《精品购物指南》分叠了，全涂布了，这令我尊重。我是多么需要《精品购物指南》这样的报纸呀！
　　《精品购物指南》称自己是中国时尚媒体的先锋，这个我倒没有意见。只是在我看来，《精品购物指南》、《北青周刊》之铁岭气息都十分浓厚。我不晓得，号称时尚媒体，怎么可以做得如此之本山。
   
　　巨星说：你总得让我们知道你在干什么呀？
　　还有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呀”么？我在卖蜂蜜，比铁岭还铁岭的土蜂蜜呀，呀呀呀呀，户撒户撒。这个事情比我之前从事的所有事业都要令我快乐。

　　萧颂写过一篇东西，我给他改了一个标题叫：《这个下午，什么都靠不住》。这个标题很九月，但是很不萧颂，所以萧颂很不喜欢。萧颂更喜欢《觉后禅》这样的。我引用这个标题无非是想说明，很多所谓的事业总是靠不住的，除了你自己。其实你自己是否可靠也很可疑，但至少由你自己说了算。

　　有一个叫雷老的人，有一段时间，每日要看两回《西游记》，然后写200字的故事梗概。雷老虽然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老”，并非真的很老，年方四十，神经正常，并非有病，他看《西游记》，写故事梗概，只是为了帮上初中的女儿完成作业。
　　他女儿刚上初一，每晚光作业就得写到10点半。雷老心疼他女儿，又觉得老师布置的“每天读两回《西游记》，写故事梗概”这事太过无聊，就主动把这个任务承担过来了。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给女儿当枪手。她女儿的老师为了激起大家对坏学生的公愤，就实行始皇帝的连坐策略，每当坏学生犯了错误，被罚抄写15遍英语课文，就勒令全班都得跟着抄写15遍。雷老又觉得此事无聊，于是模仿女儿的笔迹，抄写15遍英语课文去也。
　　做雷老的女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她拥有一个知道哪些老师很蠢以及老师的哪些做法很蠢的家长，这个家长会告诉她：有一些毫无用处的蠢任务根本就不必完成，假如不得不完成，那咱就弄虚作假地完成。
　　而中国多少学生家长，都是蠢老师以及蠢教育的帮凶。
　　我更愿意把雷老的行为看作对目前这种教育现状的一种嘲弄。他又没有强大到小学肄业生郑渊洁那样可以不让孩子上学，放在家里自己教育；他只能把自己的女儿交给当下的教育，无力对抗，只好做一点事情，让对方显得滑稽一点，表示虽然无力改变对方的蠢、但至少还是知道对方的蠢的。
　　这大约就是雷老所能做的全部吧。我不清楚假如有一天她女儿的功课进行到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之后，他将如何继续给女儿当枪手。我也不清楚假如有天他混入了政界，有点小权利，为了保证女儿能考上大学，会不会把女儿的民族成分也改了、或者买一个内蒙古的户口？
　　我们早就知道了，不仅仅是重庆文科高考状元才改了民族成分，也不仅仅是只有广西和甘肃才会出现大批山东或湖北的考生。大家对这类被揭露的事件愤怒不已，认为正是它们影响到了教育的公平。却浑然不觉得，造成最大不公平的，正是教育制度本身。
　　所以，改改民族成分、写写故事梗概、抄抄英语课文，甚至买买边区户口，我们都不妨看作是对这种教育制度的一种或大或小的嘲弄。人们既无力改变制度，假如再不发出一点嘲弄，此种教育制度恐怕真的会一百年不变；而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老师以及老师的教育手法，恐怕也依旧是当年的涛声。
　　我好担心将来我有了孩子，我还得替她抄英语课文。

　　我长大的那个地方，遍地都是狗。如果比照“中国大蒜之乡”、“中国箱包之都”的说法，把它叫做“中国狗县”，恐怕狗也不会有意见。不过这并不是说狗的地位在我的家乡有多么尊崇，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食物存在。
　　有一位本朝的将军，战功赫赫，也可以说是杀敌如麻。每回衣锦还乡，必吃的一道菜就是炖狗肉。几乎每个家乡人都知晓将军这个爱好，所以把狗的烹饪方法发挥到了极致。我不知道这对于狗在此地的繁荣有没有起到特别的推动作用。
　　我不清楚狗作为食物存在，还是作为宠物存在更有价值。总之就是，虽然只是作为食物存在，狗在我的家乡，它毕竟一直壮大着，生前也一直很自由。
　　古时候，我家乡曾经有一位县长，用我伯父的话讲是“与全县为敌，坏事做绝”，刮地三尺，雁过拔毛，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当然从县长的领导的角度来看恐怕未必是这样，但至少敝县的老百姓不是很欣赏他的干活。
　　民愤既然这么大，敝县县长本该栖身于高墙大院之内、戒备森严才对，倘若出门，至少也得带三五扈从保护。但意外的是，我伯父在那条知名度排在全国前五位的著名河流边散步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县长也在散步，往往独自一人。
　　我伯父感叹道：“他也不怕挨打！”
　　不知道是由于县长气场太强，还是敝县百姓温顺守法，县长后来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敝县，官拜省厅副厅长，做更大的官去也。
　　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狗，之所以插播县长的事迹，是想说，虽然敝县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春风过处，寸草不生”的县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狗的生存和自由。时至今日，依然遍地是人，遍地是狗，遍地有狗拉屎，遍地有人撒尿。人与畜生，有如创世之初，相安无事，和谐得很。
　　在我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狗作为一种食物，在我的家乡依然可以相当坚挺地存在着，只要领导上不突发奇想，把那位因为被狗咬了就下令要捕杀全市狗只的市人大主任、把那位因为爆发狂犬病就下令3天杀狗2万余条的官员调到此地主政。（给《上海壹周》的）

　　相对上海而言，我出生在一个小地方。因为治安混乱的缘故，我对家乡始终没有好感。我那时候总认为中央不重视我们那个小地方，专门派了一些蠢材来管理，才把此地治理得鸡飞狗跳。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男生宿舍集体失窃，无数箱子被撬，许多人丢了钱。为侦破此案，保卫处长在早操之后，把所有人留下训话。他这样讲：“这个案子，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无外乎只有三种可能：不是校内（的人）干的，就是校外（的人）干的，再不就是校内校外联合干的。”
　　据说保卫处长当初曾是县公安局的干警。“干警”云者，我一直是当“骨干警察”来理解的。
　　“干警”都干成这样，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领导，似乎也可想而知。
　　局长姓水，叫水鉴。因为长途汽车站治安极差，黑恶势力横行，被媒体曝光，激怒了县长，决定微服私访，水局长亲自陪同。恰好见到两帮人打群架，水局长立刻挺身怒喝：“住手！别打了！我是县公安局局长水鉴……”
　　这一声断喝果然有效，两边立刻停止群殴，化敌为友，双方携手把水局长揍了一顿。双方一齐喊：“局长？打的就是你!”
　　我至今都搞不清楚县政法委书记和县公安局局长是一个什么关系，也认为我并无必要去弄清楚此类事情。但我那时心里默认前者是后者的领导。
　　政法委书记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他给全县政法系统的书记员做培训，他对于全县书记员的素质普遍不满意，恨铁不成钢。他这样讲：“我们有些记录员，蠢得做猪叫。像‘你说不说？不说就打死你！’这种话你也记下来干什么？！”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当时对县当局是不满的，我作为一个高中生，都不敢独自到学校外面去买东西，因为会有被社会青年抢劫和殴打的危险。我认为县当局应当对此种状况负全责。我诅咒他们多年，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那地方。
　　时隔多年，我渐渐觉得我可能是错怪他们了，他们或许真的不是不想搞好，或许真的是能力有所不及，智商有所不够。我开始这样想，尤其是在那座名叫浙A的城市发生著名的“阔少闹市飙车撞死无辜行人”事件之后。我注意到，在浙A这座大城市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等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他们的智商明显更加不够用，所以才搞出来一个无比拙劣的“70码”，气得最高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给浙A的市长热线打电话：“希望给交通部门打声招呼，让他们别胡说八道，70码把人撞飞5米高？骗人也要智商高点。总之，望你方好自为之。”。
　　所以，我得替中央平个反，中央并没有不重视我们那个小地方。一直都没有。（给《上海壹周》的）

　　莫过于刚发完上面那个博客，你就病了。

　　所以，陈村这厮说过，幸福与健康是不可炫耀的两件事情，炫耀必定遭殃。

　　那么，我朝ZF的要员总是无视遍地都是的失业，显然萧条的世道，一再炫耀唯我天朝上邦在这次金危中无恙，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