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

　　博客大巴抛锚以后，变得过分谨小慎微。怪不了他们，没有后台嘛。
　　
　　简单查了一下，被博客大巴隐藏的文章有：
　　《被无语之后》；《智商不够用》；《王小波是个ＸＸ思想者？》；等数十篇。

　　这也就罢了，就连《一刀低调考察庞太湿工作室》《7月18日左右，新老蜂巢蜜有望上市》都被隐藏了。难道以为新老二字粉刺了新旧ＳＨＥＨＵＩ？

　　这也就罢了，就连《此文献给少妇黑妞》都被隐藏了。黑妞未婚的时候是个愤青，有可能影响合鞋，人家现在连少妇都快要不是了，你们还怕甚么呢？

　　再见，大巴。

　　暂回新浪吧。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愿。

　　领导上的话居然也信。

　　所谓资深律师，竟然可以如此幼稚。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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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音说：“江浙沪的沪是执法行为比较规范的地区。”

 　　他的同志薄熙去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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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逼着咱给领导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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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作证：我村言论很痔油，可以像改孙子名字一样改领导的名字。

　　为甚要演《孔子》？
　　为甚要演《后姨妈的现代生活》？妈的，记错了，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如同巴斯滕，隐去之后忍不住归来，然后幻灭。

　　你们都是一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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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孔子》要是用山东话，恐怕会多得２分的。１００分制。

　　未免太漫长了。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要讲。我有讲话欲望时，总是想哇之骂之。但这样很动肝火。我开始养生，晓得如果这也讲，那也讲，势必成为一个愤怒的话老，不，是话痨，我对搜狗拼音输入法很失望。愤怒对红朝一毛钱的作用也起不到，但对鄙人，也就是在下，的身体伤害却甚大，这事，吾不为。

　　接连两天见到了臧老、高老、王老、三老、庞老。区区五老要分两天见，可见我务农之后，已经萧索许多了。

　　高老王老寻常见，无他。但见完臧老、庞老之后，隐约总有忐忑。与人无关，我觉得我有些自闭了。务农之后，虽然有超过1000人来打蜜，但实际常接触者，唯帮我搬蜜的高王雷陈四老而已。

　　自闭也不要紧。自闭也不遗传吧？我想现时段，哇啦哇啦才是我的语言。

　　天玄地黄，宇宙洪荒；有一个人，名叫老汪；衣冠楚楚，走在街上。
　　老汪穿着A品牌的外衣，B品牌的裤子，C品牌的鞋，D品牌的袜，里面穿着E品牌的秋衣秋裤（好土）、F品牌的内裤，打着一把G品牌的洋伞，就像一只骄傲的男鸡。
　　有人行凶杀人，凶器是G品牌的洋伞，洋伞洞穿了死者的身体，极惨。按照某种逻辑，G品牌的洋伞被有关部门禁用。于是，老汪没有伞了，被暴露在太阳之下。
　　此人杀人之后，兽性大发，强暴幼女，事后用A品牌的外衣捂死了女孩。按照某种逻辑，A品牌的外衣被禁穿。老汪一裘秋衣，闹市独行。
　　 随后，该色狼继续作案，用C品牌的鞋带勒死了另一可怜的女孩。按照某种逻辑，C品牌的鞋从此退出了交通工具的行列。
　　上述色狼由于未被及时擒获，随后又作案了：强奸了另一幼女，由于鞋带已经用完，就脱下D品牌的袜子，勒死了女孩。按照某种逻辑，D品牌的袜子不允许穿在脚上了，当然，更不允许当手套用，当围脖和发带也不行。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知道：老汪是光着脚走在街上了。
　　上述色狼逃逸功夫了得，所以，不幸又作案了。由于鞋带和袜子都用完了，这一次他用的是B品牌的裤子，两个裤管一拽，一缕芳魂，烟消云散。
　　此后，色狼又相继作案两次，分别用E品牌的秋衣的袖管、秋裤的裤管，勒死了对方。
　　按照某种逻辑，老汪不得不只穿着一条内裤，走在街上。
　　对他来说，这还不是不幸的终点。该色狼还在继续作案。色狼在F品牌的内裤夹层藏毒，被查获，徐静蕾说不是她举报的，张一白永远是她的朋友。按照某种逻辑，F品牌的内裤也被禁穿了。
　　于是，次日报纸社会新闻边栏有一条小新闻：一男裸奔，旁若无人，最后该男跳上一辆挤满了博客的大巴，走了。（给《上海壹周》的，写在博客大巴咣当时。）

　　 我跟过的这个老大，喜欢一部电影，叫《老板的故事》，如你所知，发哥演的。在我跟他混报纸的那段时间，每到风雨飘摇的日子，他总要在开会的时候讲这部电影。他讲这部电影的目的，是让大家信他：他能帮助报纸度过危机，他认为他可以。
　　但是，危机终于没能过去。我跟他混了两家报社，两次均功败垂成。
　　事实上，几乎到最后一刻我都坚信他可以；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我不清楚是什么魔力使大家迷信这一点。因为从事后、从他整个一生去分析，失败才是他的宿命，而奇迹从不曾发生。
　　他的悲剧或许在1996年就已注定。那时他把一份“办给小青年看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俨然有成为市场第一主流大报之势。但这时，报纸头版刊登了某地有人喝了某饮料致死的报道，引起饮料厂家的激烈回击。虽然后来的调查表明该报道“没有一个字失实”，但仍被该企业祭起民族企业的大旗，认定为“一张小报毁了一个优秀的民族企业”。在这起事件中，老大被迫下野。后来他说：“告别服务13载的报社似有撕心裂肺之感。”
　　在他下野之后不久，这报纸就跻身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大报之一了，也是最赚钱的报纸之一。
　　苦心孤诣10余年，却没能享受到它带来的辉煌。或许正是为了这个遗憾，多年以后，老大又两度出手，先后做了两份报纸，但都以失败而终。
　　老大或许要带着这份永远的遗憾走到生命尽头了。我不知道在他晚年的孤寂的时光里，将会怎样回想自己的当年。而这一切悲剧和遗憾的根源，仅仅是因为一篇“没有一个字失实”的报道。
　　而当年的我，刚刚大学毕业。对于这样一篇报道，我的身份仅仅是一个读者。当时，所有置身于真相之外的读者，面对这篇报道，面对这样一个处理结果，不知道该选择相信谁。
　　所以，如今，当我看到这起所谓“农夫山泉和统一砷超标闹剧”，我同样不知道该选择相信谁。虽然据说复检把清白还给了农夫山泉，但老大的经历总是会令我想一想：农夫山泉是本来就无辜呢，还是资本背后的力量战胜了局部政府的力量？
　　这个年代我们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迷惘。就让我们迷惘而死吧迷惘而死吧，我真是烦透了要到若干年之后才会走来一个所谓的真相。（给《上海壹周》的）

　　据说有些买别墅的房奴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在外打拼，累到几乎猝死；而他们雇请的保姆（前朝称为仆人）则每天无所事事地呆在别墅里磕着瓜子看电视。
　　由此可见，本朝胜过前朝的一个地方就是：仆人翻身得解放了，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优越的。
　　以上是私仆。
　　私仆尚且如此，公仆岂能落后。
　　所以，在我出生的那个县的县城（当然，现在已经改成县级市了），作为公仆的政府官员，自然更有理由让自己住上别墅。
　　于是，市人大常委会行动起来了，市各个局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城市边缘圈了一块块地，扒掉了原住民的烂房子，占掉了原住民的糟土地，变废为宝，盖起了别墅。
　　原住民拿着微薄的拆迁款，原本就没有家底的穷人家再也买不起房子了，于是在别墅不远处，搭草棚而居；失去了土地吃不上饭了，捡垃圾度日。
　　至少有两家电视台、一家中央级报纸报道过此事。
　　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住草棚的还是住草棚，住别墅的还是住别墅，没有任何人因此而失去职位。
　　所以，我对于所谓舆论的力量，是甚表怀疑的。
　　周久耕局长被扳倒，判了11年，网友把功劳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此事是网络监督的里程碑，我对此更是怀疑。
　　正如某地政府出国考察的高额报价单被曝光，一批官员被处分；某地政府出国考察的视频被曝光，一批官员又被处分。网友也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追问这样的视频和报价单为何被曝光？据说是因为这些东西被正义的网友捡到，捅到了网上。
　　哇！
　　不过，既然3.6亿都被人中了，以上情形倒也并非不可能。但正如我从来都不能停止对3.6亿真实性的怀疑一样，我只能对此送上“神奇”二字。我宁愿相信，那些倒霉的官员，其实是被他们的政敌扳倒的。（给《上海壹周》）

　　这回在山里呆得有点漫长了，刘洛伊如果再大一岁，必定会不满意。
　　食神的博客还是我走之前的《一闷棍》，我虽然同情她这一棍挨得有点久，但又令我觉得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大家都无改变。这是我对于世界最不满意之处，甚为失望。我最希望大家都失忆，至少我的所有债主都失忆，至少我的所有债主都对于我的债务部分失忆。
　　食神不是我的债主，因为每当我希望她成为我的债主的时候，别人却正在成为她的债主。所以我要她帮我去搞花样滑之票。假如我带上雷老、王老、陈老去纵贯一下，想必问题不大，我们加起来也接近200岁啦。
　　想起来，我现在能够忍受的比赛，也就世界杯、欧冠决赛、花样滑冰，以及最好大家都失手的举重了。去年奥运的举重因为最滑稽，我最爱看。

　　我在山里也失去了语言，觉得一切言语都属多余。当然在山里只有诺哥不会觉得我失去了语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互取绰号。我给他取名“刘小坏”，他给我取“刘大爸爸小坏”；我给他取“刘小脏”，他给我取“刘大爸爸小脏”。有一天早上，刚起床，我叫：“刘小坏。”诺哥忘记反击，说：“我不是刘小坏。”然后哭了。
　　诺哥并不是永远这么没有创造力。他管林小淼叫“大妈妈”，有一天他问起给他喂过饭的林菜花：“小妈妈呢？” 我对此倒是没有意见，就怕大妈妈林小淼不愿意。他管他姑父叫“姑爸爸”，我忘了他管我姐是不是叫“姑妈妈”了。
　　当我接诺哥放学，他叫：“大爸爸。”然后扑过来，那时我还真想你，刘洛伊。

　　回到失去语言。所以，会长，我不只是在你们家才话少。

　　林小淼曾经讲，废话也必要。所以，你和你闺女就听到了。你们此生敬请慢慢忍受吧。

　　1989年，我在长途汽车上看见剪刀党在行动。他们趁人家熟睡如死，就用剪刀帮人家把衣服的口袋剪开，把里面的银子掏出来。他们运用剪刀的手法很有技术含量，并且从容不迫，哪怕有许多人正在偷窥。
　　那时我还只有15岁，并且用钱文忠教授的说法是“手无搏鸡之力”。那时我受见义勇为教育的毒害还很深，一时间脑子进水进得厉害，就撞了一下那位正被剪着口袋的人。那位老兄立刻就醒来，捂住了口袋，然后继续埋头假寐。
　　我应该感谢剪刀党的仁慈，只是威胁了一句“小崽子一会我搞死你”，但是并未将我一刀捅死。我怀疑他那天只带了剪刀，而没有带刀，一个人要是同时带着剪刀和刀才敢出来混江湖，那是一件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呀。

　　1999年，我25岁。一个夜里，我在街边打IC卡电话，看见马路对面，一男子夺过一妇人的手包，撒腿便跑。我大喝一声追了过去，虽然当时正好腰椎间盘突出，但毕竟一直踢踢足球踢前锋，瘦死的兔子比乌龟快，残存的速度还算可以，途中还用假动作晃过一个假装在走路、实际在阻挡我的家伙，越追越近。那人只好把包往路边一扔，趁我一犹豫，就跑掉了。

　　2009年，我35了。京沪高速，我停在济南服务区加油，一个人走过来，说他就在下一个服务区上班，问我能不能顺路把他捎过去。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我已经30几岁。尽管我知道，在我国，在此时，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尽管我也知道，在我国，只有重庆才有黑社会，而且已经被打掉了；只有上海才有人胃痛，而且已经被曝光了。但我觉得我不能再像10年前、20年前那样幼稚，我必须表现出和35岁相应的成熟，我必须判断出对方是不是钩子，所以我很谨慎地问道：你能给我看看工作证吗？

　　2019年，我45岁，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我会有什么改变。但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必定是十年之后，我不认识你你别来烦我，我们已经可以、不顾别人死活地、走在陌生人左右，走过欢乐祥和的街头。大家的眼泪不为别人而流，只为自己而流。

　　从诸多方面来看，我都可以算作一个好公民；虽然领导上并不这么认为。
　　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据说领导上嫌城里人多，号称要在若干年内迁数百万人到外城居住。为了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我定居在了这城市的乡下。虽然开发商的宣传是此地“抵CBD仅15分钟车程”，但我们都知道，那是指胡斌飙车的速度。如果由本人亲自驾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确实能依稀看到CBD的轮廓。有住在真正城里的朋友来寒舍做客之后，由衷地赞叹道：“这是我到过的这城市最远的地方。”
　　领导上又号召要保护环境，尤其是要保护地球的心脏森林。我想印报纸的纸张就是木材造的呀，于是我再也不看报纸了（我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份报纸我也不看，因为约我写稿的老赵不给我寄呀）。为了显示保护森林的决心，我曾经一度考虑上厕所是不是再也不用卫生纸，复古成用竹篾片，后来想到用竹篾片也得砍竹子，只好作罢。
　　领导上为拉动内需，搞家电下乡，所以我买了电视，还是彩电；领导上长期以来都倡导节能，为节约用电，所以，电视我从来不看。
　　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领导上据说爱民如子，忧心如焚。为了替领导上分忧，所以我让自己失业，把就业机会让给别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失业，也不在领导上的失业率统计范围之内。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虽然都在失业，但从来也没有“被失业”过。
　　后来，领导上又认为这城市最大的一个顽疾就是堵车，决定采取限行措施，根据车牌尾数，在工作日轮流限行，违反者悉数都能被电子眼照出来，每次罚款100块。我是最响应领导上号召的那个人，每半个多月才开车进一次城。最近两个月我才进了三次城。
　　我就是这样一个好公民，每当想起来，都忍不住要狠狠赞美自己。
　　但由于我从来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即将进城的时候也看不到任何提示，所以我从来也不知道我的车在7月究竟是周几限行、在8月究竟又是周几限行（后来才知道7月10日之前和7月10日之后限行时间还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失业，我常常搞不清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所以，尽管我这两个月一共才进了三次城，但接到罚单的时候才晓得：噢埋尬噢埋尬，我每次进城，原来都在限行日呀。